酒杯一端 赛过神仙 ——闲话北京人饮酒
您瞧见这文章的标题“酒杯一端 赛过神仙 ”了吧,这是我们胡同里一个扛大个儿(搬运工)的工人说的话。这个工人是老北京人,是一个普通劳动人民,工作一天下班后总要享受一下,但是他的家庭经济条件,也只能勉强供他每天晚饭前喝二两小酒儿。“酒鬼”和喜欢喝酒的人是有区别的,“酒鬼”已经嗜酒如命,就是老北京人形容的那种“只要有酒灌,三天不吃饭”的那种人,严重者,因为酒瘾一犯则痛苦难耐,就是半夜睡觉时,也要起来喝口酒,且有因饮酒过量丧命者!喜欢喝酒,这倒无可非议,何况民间流传一句俗话,叫“男人不喝酒,白来世上走”。其实据我从小观察,那爱喝酒的也不止是男人,一些女人也好这“一口儿”。
近几年,时常看见所住小区的小卖部门前,在夏天的晚上有一些男人开怀畅饮啤酒,不过那饮法儿让人倒胃口,赤膊上身,坐在台阶上一瓶一瓶地像喝凉水那样喝啤酒,眼前既没有酒菜儿,也没有酒友。更有少数饮酒者,喝完啤酒后,把那啤酒瓶子往地面一摔,然后扬长而去,那洒在路面的玻璃碴子,谁踩上可就遭殃了!这哪里是“饮酒”,简直是“造孽”!不少年轻人据说是学习外国人的饮酒方式,即夏天在啤酒馆儿买上十几瓶啤酒,小哥儿几个当“凉水”喝。而且不少饭馆儿,包括一些上档次的饭馆儿里,一些客人喝酒就和“吵架”一样,大吵大叫,互相吹牛,彼此较劲儿,吹牛不着边儿,饮酒无节制,甚至喝着喝着,其中几位之间突然就爆发“战争”啦!弄得周围客人既扫兴又胆战心惊!
说了半天“观感”,就是为了引出“主题”,即昔日老北京人饮酒确实品位高,为的就是过过“赛神仙”的瘾。就说上述提到的那个“扛大个儿”的工人,几乎每天下班必喝酒。就是在那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他照样饮酒不误。他说得好:“我是工人,毛主席解放我们就是让我们吃好的、过好日子,我喝酒、吃鸭子是毛主席给我的幸福!”其实他所说的吃“鸭子”,纯粹是吹牛!那时候一个工人家庭那点儿收入,能用鸭子当酒菜儿吗?也就是他刚发工资,顺便买了几个价格便宜的酱鸭翅膀儿。
我没有喝酒的习惯,只是工作后在一些需要饮酒的场合喝点儿酒。要是在家喝酒,我母亲肯定不让,因为我母亲对我们兄弟严格要求,既不许抽烟,也不许喝酒。抽烟,我从来没抽过一口,至今不知道抽烟是什么滋味儿。工作需要喝酒,也时刻警醒自己“别酒后丧德”!也许正因为不经常喝酒,所以对那些喝酒的人们的饮酒情况,反而观察很细。这就得出老北京人喝酒讲究“品位”的结论。加一句“基本如此”吧。
咱先说说所谓的老北京穷人,具体讲,我认为就是那些收入低、孩子多、生活条件困难的家庭的“一家之主”。我上述提到的那个“扛大个儿”的就是一例,这类家庭的男主人还有从事蹬三轮车职业、泥瓦匠、工厂工人等。老北京人中这类劳动人民,在劳累一天下班后,有不少人就喜欢喝两口儿,不过过去绝没有像现在一些人那样狼狈地一瓶一瓶地空着肚子、毫无节制地喝酒;肆无忌惮地撒酒疯儿的。据我观察,一般都是“酒菜儿”没备好,就先不喝。我曾经去一个居住2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找同学玩儿。一天正赶上吃晚饭前,该同学院内一个蹬三轮车的工人准备喝酒,他客气地招呼对面儿的邻居(也是蹬三轮车的工人)说:“兄弟,怎么酒杯一端 赛过神仙 不喝着呀?”那个工人说:“您先喝着,我那酒菜儿您弟妹还没给我准备好呢!”您看,这就是所谓的“穷摆谱儿”。
现在回忆起来,昔日这些劳动人民家庭的饮酒者的“酒菜儿”,虽价格低廉、极其普通,但是在做工和质量上也确实讲究,抛开那些小酒馆儿、酒缸的小菜儿不说,那普通家庭的下酒菜儿有凉拌白菜心儿、葱丝儿拌豆腐丝儿、炸花生米、煮毛豆、煮花生、开花豆儿、拍黄瓜、韭菜花儿拌豆腐、小葱儿拌豆腐、糖醋心里美萝卜皮儿、豆腐干儿、拌苤蓝丝儿、香椿豆儿等。就是那位“赛神仙”的“扛大个儿”的工人,他所谓的“赛神仙”酒菜儿,无非就是偶尔增加一盘儿猪头肉或酱猪耳朵等小菜儿,如果普通人家的酒菜儿中有“豆酱”、腌鸡蛋、松花蛋、咸鸭蛋等,那些饮酒者就更心满意足了。由此可见老北京各个阶层人们的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态。此外,即便这些普通人家的男人喝酒,无非就是一种解乏的爱好,我从童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前,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胡同里有因喝酒酒醉“耍酒疯儿”的人,所以老北京人在饮酒方面又是讲求文明的,也就是说“别栽面儿”!
我认为,老北京平民百姓饮酒,有时候凸显互相关心、充满人性的和谐关系。如所谓的“喝闷酒儿”时,就是有的人因为心里有不痛快的事儿,则借酒浇愁时。这时候“喝闷酒儿”的人的特征非常突出,就是自己低着头,一句话不说地一杯一杯地喝酒。喝到触发心中隐痛时,会哭泣。遇到这种情况,准会有邻居过来解劝,但那方式不仅得体而且温和。我们院子里曾有一个工厂工作的钳工,因那时候涨工资是按比例,即只有部分人能涨,他在一次涨工资时没有涨,于是心里不痛快则一个人喝闷酒儿。邻居的一个大叔看见了,就走过去说:“兄弟,怎么一个人喝呀?正好,别人送哥哥两个酱猪蹄儿、一块猪肝儿,怎么着,咱哥儿俩好好喝着?”对方就是再有愁事儿,也不好拒绝,于是二人一起喝酒,喝着喝着,自然会聊到那个人心中的“疙瘩”,在悠闲的饮酒过程中,那位邻居会开导这个有心事儿的人,所以最后就是喝酒解愁。
至于昔日富贵人家怎么饮酒,因为这类人家大多住在独门独户四合院,所以很少看见其饮酒情况。亲戚家看见有饮酒的,那更是讲究文明。在大饭庄看见饮酒的客人,都是平缓、温馨地互相饮酒聊天儿。至于像现在一些人在光天化日之下,一边暴饮一边骂骂咧咧,甚至酒醉后互相动手撕打及和那些服务员小姐开下流玩笑、耍骨头的现象,我过去从没见过!大概谁也不会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!
提起我家,只有我父亲有时候喝点儿酒。据说我父亲年轻时,酒量非常可以,但是从不饮酒过量。大概从我父亲即将退休前开始,我们听说少量饮酒可以有助于老年人血管儿内血液流通等说法儿后,我们希望我父亲适量饮酒,况且他辛苦工作一生,应该享福了,所以我们兄弟姐妹总是给他买一些名酒,以备他随时饮酒。
我父亲最喜欢的酒当然是茅台酒,还喜欢喝“竹叶青”、“陈绍”、“莲花白”、“泸州大曲”、“西凤”、“董酒”等白酒;啤酒喜欢喝“五星啤酒”、“青岛啤酒”等。就是那一度啤酒供应紧张时期,真是老天保佑,我一个同学的家庭成员都在啤酒厂工作,买啤酒有优越条件。所以通过他的关系,我家总是成箱的啤酒不断。若问我父亲每次饮酒量,不多,白酒一小盅儿;啤酒就一瓶儿。至于酒菜儿,我们是竭尽孝心准备。我父亲很少提出想要什么酒菜儿,因为他从来不愿给儿女增加负担。所以我们摸准了父亲的喜好和根据所饮酒需要配什么酒菜儿,总是主动地让我父亲真正做到喝酒“赛神仙”。我父亲最喜欢的酒菜儿,就是炸花生米、“浦五房”的叉烧肉、“天福号”的酱肘子、全素斋的素食品(主要是香菇面筋等)、“稻香村”的鸡、猪肝儿等。
我父亲最喜欢吃鸡,上世纪50年代初还在市的著名老北京“熏鸡”,是他最喜欢吃的,可惜很快就和那熏鸡“拜拜”了,而且至今我也没有再见到昔日那种“熏鸡”。亲友们知道我父亲这一嗜好,出差去盛产烧鸡的城市,若途经北京时总要带一两只给我父亲;我和我太太出差时,也往家带烧鸡,什么桌子山的烧鸡、符离集的烧鸡、道口烧鸡、德州扒鸡、原保定正定府的烧鸡、原“马家老鸡铺”的烧鸡等。您还别说,昔日老北京一些个体小铺老板做的烧鸡,味道真是地道。我童年时期,附近有个叫“二德子”的(学名叫什么我记不清了)经营熟食小铺,他那烧鸡味道和口感都很好。我在工厂工作期间,和食堂两位厨师关系非常好。这二位级别很高的厨师做的烧鸡都非常好吃。直到我调到部机关工作后,这二位老厨师若是做烧鸡,仍通知我太太去买。
如果问及我本人饮酒情况,前面已经说明,不过退休后却开始有点儿“恋酒”啦。我这个人很怪,就是认准了一种酒,就专门喝这种酒。喜欢的白酒是“山西汾酒”,啤酒是“青岛啤酒”。前几年,我女婿全家邀我们夫妇去青岛度假。守着青岛啤酒厂,连续开怀痛饮几天,结果喝了个“胃出血”,从此就和“酒”永远告别了!
喝酒,我认为并不是不好,否则何以形成“酒文化”呢。但是,“酒”毕竟又是古来相传的“酒、色、财、气”四大祸根之一!想想现在那些酒后杀人、酒后醉驾、酒后群殴、酒后失德等各种问题,这“酒”的形象与昔日相比,真有些“妖魔化”啦!
关于饮酒,自古以来社会上颇多争议。“酒是穿肠毒药”,一句话把酒列入“酒、色、财、气”四大害之列;而“能和万事解千愁”诗句等,又形成了内涵深厚的“酒文化”。其实作为平民百姓,陷入这些争议,简直就是没事找事儿。既然市场上大量销售各种中外名牌美酒,那么喝酒自然是人们生活的一项“内容”。所以适度喝酒应该是生活需要吧。
不过在结束这篇文章前,我要特别谈谈昔日平民百姓的一个下酒菜儿——豆酱。老北京人一般都会自己做豆酱,并称之“打豆酱”。昔日人们饮酒时,配上豆酱这种酒菜儿,过往的人们都闻见那酒香和豆酱的香味儿。那晶体状的“豆酱”,吃在嘴里感到滋味儿和口感都非常好。“打豆酱”的原料主要是猪肉皮、黄豆、胡萝卜等,其中必须有猪肉皮,因为猪肉皮的油是使豆酱凝固的主要因素。
现在一些饭馆的凉菜儿中也有豆酱,或者说是类似“豆酱”的凉菜儿,饭馆称之为“肉皮冻”。但是我吃了几家餐馆的“肉皮冻”后,不客气地说,那口感和滋味儿比昔日的“豆酱”差远啦!不知为什么,昔日那种滋味儿和口感的“豆酱”,做工简单、原料普通的“豆酱”,怎么人们就做不出昔日的滋味儿和口感呢?我多次和我太太开玩笑说,如果有昔日那种“熏鸡”或“豆酱”,我则“舍命陪君子”地破例喝上两口酒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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